“诗人”教育家李吉林
朱永新
发表于《生活教育》2025年10月实践版
2019年7月18日，李吉林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。她一生从教六十载，痴心于她的情境教育研究实践四十年，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教育遗产。每当回忆起与她交往的许多细节，看到照片中她那慈祥的笑容，每当想起她那温和而持久的教育情怀，心中总是涌起许多感动。
是的，李老师身上有一种特别的魔力，让你亲近、让你感佩。从年龄上来说，她是长者，但她开口闭口朱先生，让我忐忑不安；从学问上来说，她是前辈，但她没有门户之见，始终敞开胸怀，关注和支持我们的新教育实验，让我感动不已。更加让我感动的是，每次见面，李老师总是精心准备了礼物，从天真可爱的圣诞老人，到温暖可心的羊毛背心。
我一直想解读李老师的魔力之源。
有一次，一位李老师的学生告诉我，其实，李老师坚持不懈的原因就在于，她和她的情境教育充满诗意和激情，充满挚爱和智慧。
是的。我曾读过李老师的《情境教育的诗篇》一书，给我感受最深的一个字就是“诗”。不仅情境教育是一首诗，李吉林老师本人也是一首诗，事实上教育本身就是一首诗。
我曾写过一首小诗《教育是一首诗》，这首诗是这样写的：
教育是一首诗/诗的名字叫青春/在躁动不安的灵魂里/有一个年轻的梦。
教育是一首诗/诗的名字叫激情/在春风化雨的课堂里/有一脸永恒的笑。
教育是一首诗/诗的名字叫热爱/在每个孩子的瞳孔里/有一颗母亲的心。
教育是一首诗/诗的名字叫创造/在探索求知的丛林里/有一面个性的旗。
教育是一首诗/诗的名字叫智慧/在写满问题的试卷里/有一双发现的眼。
教育是一首诗/诗的名字叫未来/在承传文明的长河里/有一条破浪的船。
可以说这首诗，差不多是我对教育的一个理解。我曾说做教育的人，他本身就应该是诗人。我觉得做教育如果没有诗人的气质，诗人的理想，诗人的激情，是很难真正把教育做好的。
因此，我喜欢用“诗”和“诗人”这样的词汇，来解析情境教育，来打量我们的李吉林老师。实际上，在李老师的教育字典里，“诗”的出现频率非常之高。她在《是教师也是诗人》中说：“正是为了儿童使我成为一个执着的探索者，一个不倦的学习者，一个多情的诗人。”她说：“诗人是令人羡慕的，其实教师也是用心血在写诗，那是写的人们最关注的明天的诗，不过那不是写在稿纸上，是写在学生的心田里。”
2004年，李吉林老师出版了《情境教育的诗篇》一书。在这本书中，她写道：“历经二十六年，在情境教学、情境教育、情境课程的三步曲里，我写下一首首小诗，一首首镌刻着时代烙印的儿童教育诗。”
这使我更坚定了一个观点：情境教育本身就是一首诗，而她的创造者，就是杰出的诗人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
第一，李老师葆有一颗年轻的心。诗人没有一颗年轻的心是写不出诗的。我们很多人都写过诗，写诗最激情燃烧的岁月是青春时代，我们很多人都做过诗人，我也做过。那实际上是一种激情，是因为有一颗年轻的心。李老师曾经说过，是儿童的眼睛，儿童的情感，儿童的心理，构筑了她的内心世界。正是儿童，
是童心，给了她智慧。在她70多岁的时候，李老师还对我说，她爱儿童，一辈子爱。如今她已不是儿童，但喜似儿童。“我只不过是个长大的儿童。我多么喜欢自己永远像儿童！”这是一种年轻的心态。特级教师于永正先生曾说要蹲下身子来看孩子，和孩子交流。我认为只要拥有一颗儿童的心，根本不需要去选择和儿童交往的方法，因为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儿童。因此真正的教育家，他肯定拥有一颗童心，拥有一颗无瑕的、天真的、灵动的童心，我认为这是教育的最高境界。
李老师年轻的心还表现在她是一个永远的学生。作为一名普通的小学教师，全国有那么多的大专家看中她，愿意和她交往，甚至愿意拜她为师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我觉得首先就是李老师对别人很尊重，首先她把自己作为一个学生。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末，我在苏州担任分管教育的副市长，一直想挖李老师到苏州来工作，跟她专门谈过把情境教育研究所搬到苏州。李老师当时就说：“我很乐意来向你学习。”虽然因为种种原因，主要是李老师对家乡的留恋，“挖人”没有成功，但李老师的谦逊好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后来在各种场合遇到，李老师也不止一次地说：“如果年轻一些，我就做你的学生去了。”虽然她早已经是一位功成名就的教育家，担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等学术性团体的领导职务，但她还是把自己看成一个学生。不止是我，包括我见到的很多学者，比如朱小蔓老师、顾明远老师，都一致认为李老师非常谦恭，非常尊重有学问的人，非常善于学习，随时把自己看成学生。
正是她这样虚怀若谷的态度，在她身边才能凝聚一大批教育教学研究人员，一大批优秀教师共同来构建情境教育的巍巍大厦。成尚荣、叶水涛、李庆明、冯卫东等一批知名学者，曾经都是情境教育研究的中坚力量。事实上，不仅仅是情境教育，包括我们做的“新教育实验”，包括所有的教育研究，如果没有一批人去为之奋斗，那就不可能做成。现在这个时代靠一个人的力量是做不成事的。
第二，李老师始终燃烧着激情。做诗人是要有激情的，没有激情写不出诗，没有冲动做不成诗人。郭沫若先生写诗的时候，趴在地上拥抱着泥土的芳香，他必须要有这样的激情，做教育也是如此。我始终认为做教育的人没有激情是做不成的，他最多只能去做学者。著名学者朱小蔓对李老师曾有过评价，说李老师的情境教育追求儿童认知和情感的协调发展，为人的情感发展提供了一个优化的时空。朱小蔓是研究情感教育的。确如朱小蔓所说，情境教育的一个很大特色是：抓住了人类情感这个非常重要的要素。
李老师提出以思为核心，以美为突破口，以情为纽带，以儿童活动为途径，以周围世界为源泉。实际上“情”是一个纽带，情境教育可以把“情境”说成一个概念，也可以把“情”和“境”分成两个概念。
如果从一个概念来说它更多的是一个空间的概念，是一个场景的概念。如果作为两个概念，它本身就是情感和场景的结合。在某种意义上，李老师的情境教育中，情感的要素要大于场景的要素。很多人片面地认为它就是创造一个情景，提供一个时空。我说并不然，更重要的是它的情感要素。教育若缺少情是做不成的。清代戴震曾经讲过一段话，“理也者，情之不爽失也。”没有情感的融入，再好的道理也没有办法让孩子们真正接受。
李老师自己也认为，她就是一团扑不灭的火。改革开放以后，她本来教中高年级的课，后来主动要从一年级教起，为什么这样做？她说：“改革绝对是需要热情，需要主动，需要一股子劲的。”我曾经看到一个网友写的故事，特别感动。她说，2009年的8月22号，他们参加一个学术活动，原日程是看李老师的录像课，但李老师没有让大家看录像，而是亲自来讲。原定讲40分钟，但李老师从3点半一直讲到4点50，讲了整整80分钟，讲到忘情的地方离开了话筒，到黑板上演示她的授课过程。网友说：“这位老人，看上去哪像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，分明就是一位精力旺盛的学者。”为了给大家上好情境教育的示范课，李老师在课堂里给大家哼起了自编的“萤火虫”儿歌，给他们画起了大海，给他们剪起了白帆，给他们折起了纸船。下面的年青教师都很惊讶于李老师的才思敏捷和激情四射。的确，没有这股热情和干劲是做不成教育事业的。
第三，李老师怀有深刻的教育的爱。诗人自然也是有着爱的情怀的。李老师自己曾经也讲过：“正是出于对儿童的爱，使我不怕吃苦，不怕麻烦，意志使我体验到作为人的一种力量。我觉得意志会使人的情感持续、稳定、强化。心理学中写情感和意志是人的两大品质。其实在人的内心世界里两者却难以一分为二，它是互动的，是相互影响的。”因为只有强烈的情感，才会有持续的坚持的力量。
面对应试教育的现实，李老师忧心忡忡，她曾在给我的信中说：“中国教育的问题积聚不少。我总想着儿童、少年、青年的成长：他们的内心有祖国，有他人吗？有愿为祖国效力的志向吗？他们追求崇高，鄙视低俗吗？他们的灵气、潜在的智慧是得到开发，还是被泯灭了？他们的体质和意志比得过日本的青少年吗？”
对教育的忧患意识，是教育家们从来都拥有的，而这些都源于对教育、对未来的深刻的爱。正如有人曾经说过的那样，我看透了这个世界，但是我依然热爱它。所以，在李老师的每一篇文章里面，在她的字里行间，我们都可以读到她对教育的爱。我相信，她的周边之所以能够凝聚那样一批热爱教育的人，也都源于他们对教育的爱。没有他们对教育共同的挚爱，情境教育也很难走到今天。
第四，李老师有创造的智慧。诗人的天性叫创造。从外语情景教学的启示一直到中国古代的意境说，李老师并不是把别人的东西拿来直接翻用，而是在进行一种阐释和创造，并且不断地发展。她从低年级的情景教学，到情境教学实验的研究，再到情境教育理论的构建，包括到最近的情境课程的开发，使情境教育的理论不断地得到完善和发展。这充分反映了李老师善于创造，善于吸收各种知识，包括把新课程的很多理念都在情境课程的作了很大程度上的综合，用自己的情境教育的话语来阐释她对课程的理解，我觉得这是相当可贵的。一个普通的小学老师，她的知识领域，她的学科领域总会受到很大的限制，但是她能不断地学习，就是这样一种精神，这样一种善于创造的激情和智慧非常值得我们学习。
特别让我感动感佩感激的是，李吉林老师在进行情境教育研究的同时，还经常关注和支持我们所开展的“新教育实验”。当她听说“新教育实验”在全国发展很快的消息时，感到非常高兴，并且多次表示欣慰和赞赏，认为新教育切中了当代中国教育的时弊。她还多次鼓励我们继续鼓起勇气，去开拓中国素质教育的一条新路。对于李老师的鼓励，我们新教育人心存感激。李老师还主动表示愿意为新教育做一些她能够做的事情。事实上，李老师真的兑现承诺，与新教育研究院的同事们合作主编了一套新教育的儿童读本。
2010年7月，新教育年会在河北石家庄桥西区召开。本来李老师已作好前来参加会议的准备，并且要在会议上做主题讲演，但因为临时有重要任务而没能成行。但是，令人感动的是，她专门录制了视频演讲托人带到会上。她在视频中说：
“新教育”的盛会我非常想来参加，且已作好一切准备，连发言稿也写好了。但因接到突击任务，不能如愿到会，很遗憾，并向各位致歉！
首先让我热烈祝贺“新教育”第十次年会的隆重召开，今天会场上肯定是济济一堂，因为朱永新主席举起的“新教育”学派的旗帜，吸引了众多的专家、学者和老师，现在已经有了800多所学校加入“新教育实验”，在全国21个省区建成28个实验区。这样的数字真是令人惊喜！由此也足见“新教育”感召力之大！
我思量着：原因何在？
首先是“新教育”的领路人朱永新先生他的宽厚的学识，他的超人的教育智慧，他的对人的亲和与挚爱，他的非同一般的对教育追求的诗一般的境界。朱永新先生作为身处高位的官员对教育仍怀有如此激情，甚至是痴情，且如此深沉而质朴，实为难能可贵，不能不令人感动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朱永新先生的人格魅力衍生了“新教育”的魅力。
有魅力必有追随者，这是必然的。
因此朱永新先生和他的“新教育”足以吸引教育界许多精英、教育家、名师、名校长，连同广大的一线老师，诸如我们熟悉的李镇西先生、李庆明先生、许新海先生，都云集到他的旗下。他们三位并已师从朱永新先生，我羡慕不已，我只能在“窗外”聆听先生的声音。
只是从朱永新论著、诗文中，领略他的壮丽的“教育诗”。对于“新教育”我知之甚少，今天只能将自己一点感悟向朱永新先生和各位汇报。
朱永新先生在“新教育”中从教育的终极目标提出的让老师和学生享受“幸福完整的教育”，引起我极大的共鸣，唤起我对教育更多的美好的憧憬，深感“完整幸福的教育”是顺应人性的，是对教育本质的一种高度概括，因此它是发人深思的。是的，教育本应该是完整的，也只有“完整”的才有“幸福”可言。但是多少年来，教育常常是片面的。我们并不陌生的在现实中仍然存在着的深恶痛绝的“应试教育”。正是破坏了教育的完整，因而导致了教育者的无奈，受教育的痛苦，甚至被扼杀。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“新教育”鲜明地提出的“完整幸福”是切中当代教育的时弊。事实已经暴露得很充分，教育的不完整酿造了受教育者的不幸和悲剧，正是教育的不完整，成为国家一直想推行的素质教育的极大障碍。因此，我禁不住要鼓呼、赞美“新教育”，它是解放学生、解放老师的教育，是真正的“新教育”。
“完整幸福”的教育更允许人们在各自不同的起点上，在不同层次上去追寻“新教育”诗化的梦，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力和理解到达“新教育”的不同制高点，因此“新教育”为它的实验者营造了一个宽松的、自由度极大的教育空间。简单地说，“新教育”对教师来说，是大家都能参与，大家都有希望，大家都可以不同程度地享受教育的快乐与幸福，因为朱永新先生追寻的是属于大众的“新教育”。
这又使我很自然地联系到“新教育”的“六大行动”之一的“理想课堂”。“理想课堂”是一个开放的课堂，是一个倡导老师不断地琢磨、不断地探究的课堂，是一个鼓励教师不断去创造的崭新的课堂，课堂本来就是“教无定法”。作为新教育的实验者，在“理想课堂”的召唤下，在实验学校、在实验区教师中一定会就“理想课堂”进行反思、砌磋、碰撞、争辩、实验，于是，教育的创新就发生了。各种风格、各种教法、不拘一格，具有极大的包容性；名师也好，教学新手也行，都有了用武之地。“理想课堂”让五彩纷呈的花朵绽放在实验区、实验学校的校园里。
为了营造“理想课堂”，作为实验者一定会与“书香校园”“共写随笔”“聆听窗外声音”“数码社区”的相关“行动”联系起来，互动互补。这就促使教师从教育的整体性、生成性去体悟“完整幸福教育”的思想的精髓，从而渐入教育理想的高境界，由此必然唤醒“教师和学生的潜能”，“与崇高对话”，不断地激发教师与学生不断向上的内驱力，促使老师在培育学生的过程中造就自我，与学生，而且首先是学生，共享教育的幸福。这种教育的高境界对时下一些教师迫于种种压力，一心为自己怎样成名师、怎样成教育家而忧心忡忡的心理状态，也是一种解脱，对调整自我奋斗航程，起到敦促与导引的作用。
“新教育”的实验与研究，是具有深远的普遍意义，从实验与研究的进程看，无论理论框架的构建还是实验的成效都已获得累累的硕果，令人欣喜。
作为参与课题的结题者，当然是举手表示“通过”。
向朱永新主席学习、向“新教育”的实验的专家、老师们学习。
祝新教育的队伍不断壮大，不断地走向新的辉煌。
李吉林
2010．7．8
会场里上千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新教育实验教师们，通过视频感受到了李老师的教育激情，以及对新教育实验所寄予的厚望，令大家非常感动。
应该说，情境教育和新教育实验，在教育界是两个不同的教育流派，但是，李吉林老师完全没有“门庭之见”。李老师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这样说：“应试教育这座大山似难推倒，也没有找准突破口花大气力去推。其实只要集全国之力，从上到下，从学校到社会（包括媒体）协力推，那是一定可以推倒的。推倒的目的是为了青少年的成长，为了民族的兴旺。”在她心里，只要对中国教育有好处，对中国的孩子和老师们有益处，她都会无条件地支持。我觉得，这就是真正的教育家胸怀和境界。
诗人是不老的。作为诗人的李吉林老师，在我心中永远是一个真正的“学童”。
（作者系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、苏州大学新教育研究院教授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