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光明日报》2007年12月7日发表了李吉林老师回忆母校的文章——《母校对我的影响是一辈子的》。李老师在文中深情叙述了母校给予她的点点滴滴。
1951年的初秋,年仅十二岁的我,考进了南通女师初中部。走进校园，那整洁的校舍，悠扬的琴声，各式齐备的运动器械，一下子吸引了我。操场上、教室里，到处是姑娘们的欢声笑语。上课时，我们可以大胆发表自己的意见，不怕有男孩笑话；下课了，我们可以尽情地奔跑，无需顾忌会撞上男孩子。我们喜欢在操场上走浪桥、攀高架，而我最喜欢荡秋千，我们总是把秋千荡得很高，一直把秋千荡平，能看见围墙外的房屋、田野，甚至看到路边地下的青草。风儿微微地从脸上拂过，衣裙被风儿扬得高高的……秋千上的笑脸和秋千下的欢声笑语仿佛把我们带到天国里，我们成了“小天使”。在学校里，我们可以做能人，可以称强者，没有男孩子与我们争夺。我觉得自己来到了一个无拘无束的，可以自由驰骋的新天地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还为当年在女师能如此张扬个性，尽情地享受少年的快乐，感恩无限。
女师虽然是女孩子聚居的学校，但祖国前进的步伐，老百姓的心声，无不与之相通。参加军事干校的热潮掀起来了，师范部许多适龄女生报名应征。全校欢送会上，同学热情洋溢的诗歌朗诵，使我们的心和时代脉搏一起跳动。老师热情朗诵的“姑娘所想的，不再是辫梢上系的是红蝴蝶结，还是绿蝴蝶结”的诗句是那样打动了我，让我第一次懂得年轻人应当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。志愿军英雄回国了，我们成群结队冒着滂沱大雨，在泥泞的路上打着腰鼓去欢迎他们的归来，我们的热血在沸腾，爱国之心、革命之情，又一次在我们的胸中强化，升腾……
女师的老师是可敬的，也是可亲的。我在女师先后遇到的语文教师功底都很深厚，博学多才，他们或精通古诗词，或喜爱文学创作，或擅长书法。他们讲起课来，绘声绘色、旁证博引，使课堂充满生趣。他们是我的良师，他们慷慨地称赞我的习作，还鼓励我搞文学创作，不断激励我向上。记得语文老师还在我的一篇《雨夜》作文批语中殷切鼓励我：“只要勤奋刻苦学习，日后必前途无量。”这句批语对青春年少的我震动很大。我仿佛从字里行间悟出了什么，犹如在我人生道路的远方点亮了一盏灯，让我这个没有父亲的穷孩子，也怀着生活的满腔热情敢于向往美好的未来。现在想起来这种殷切的期待，终究产生了“期待效应”，在我的同学纷纷走进大学，而我为了照顾母亲跨进小学大门的日子里，在那种落差很大的境遇下，我没有气馁，不管道路怎么曲折，我只知道一个劲儿地往前走。
女师的师生关系特别亲和。舞台上，老师常常和我们同台演出；运动场上，老师和我们在同一球场上、同一球桌上打球。对我们生活的关怀老师也是无微不至。记得一次春游，范北强校长看我衣服穿得少，就说“快去加衣服，别着凉。”我“嗯”了一声就溜了。那时年少气盛，哪里肯多穿衣。谁知一会儿，在校园里奔跑的时候，偏偏又碰上了范校长，我连忙收住脚步，恭敬地站在范校长前，她看着我仍然一身单衣，脸上稍有愠色，我知错即改，连忙说：“范校长，我这就去加衣服。”作为校长为一个学生着凉而生气，可见爱生爱到何种程度。这一切，让我在做教师后，懂得了热爱我的学生。
范校长曾留学日本研究教育，积极带领教师进行教育改革，坚持面向小学。因此，女师的学习虽勤奋，但学校并不提倡死记硬背，注重的是每个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。每天的生活总是紧张而愉快的：早晨跑完八百公尺就到操场打球；课余，学校成立许多兴趣小组，培养我们的特长。我参加文艺组活动，朗诵自己喜爱的诗歌进行文艺创作。有一次竟让我在图书馆给全校同学做文艺讲座，当时的我，好不扬眉吐气。节日前夕，我们自己创作舞蹈，排练文娱节目。演出时，钢琴伴奏、合唱指挥，包括演出化妆老师都放手让我们自己干。
如今看来，女师就是这样注重小学教师应有的思想素质、业务素质，连同身体素质的全面提高，有效地培养了我们作为一名小学老师应具备的才情和能力。
半个世纪过去了，心中充满了对母校的感激之情。女师，教我做人，育我师德，给我师能。至今我方才更明白，为什么人们常常把母校比作“摇篮”。是的，我在母校的摇篮里长大，母校对我的影响是一辈子的。
